突然有一个感触：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解构，其实特别适合当下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叙事。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类似消费主义式的“快感”，即从一个所谓的认知视角去“解构”一切，用最小单位的自以为进行了某种颠覆，然后形成一种同温层的狂欢。
之前读艺术概论的时候，有一个遗留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之后，还会有什么？我们站在解构一切的废墟上，还能建立起来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从艺术史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可我觉得它可以延展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跟短视频/短剧对话，可以跟各个社媒平台对话，可以跟革命者对话，可以跟双方辩手对话。可以问所有人：你解构了对方，解构了自己，然后呢？
然后得到一个更加扁平的，娱乐最大化的，他人即地狱的，我即世界的，不用动脑的世界。
就像诺兰跟仲树的对话里提到，一个叙事机制被识别，不代表它就没有用或者没有价值了，作为创作者，总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这套语言，而这种机制也在观众的反馈中得以动态变化。
是的，解构不代表“瓦解”，它只代表一个角度的识别，无论这个解构是深是浅，它都不能替代原始文本本身。
之前在政大听陈儒修讲电影理论，越学越觉得无趣，很大一个原因是，深刻感受到电影理论跟电影创作的错位是如此之大。电影理论注定是滞后的，它不具备任何创作应有的“提前可感”的特质，因此，它更像是用一种理论去套在一个作品上，尝试进行某种创作之外的解释。
从这层意义上看，所谓的电影理论其实也是在做着解构的工作。电影本身就像一头鲸鱼的尸体，鲸落之后，先是精神分析吻上来，再是女性主义，再是文化与意识形态，可以是写实至上，可以是形式主义，再来一点符号表征就更好了。
可是这一切，都是在蚕食尸体，喂养一个以为我即世界的自己。这个自己，从来不知道也不在意鲸落之前，一只鲸是如何在大海里度过如此漫长的一生。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废墟之上，还会建立起来什么？
我仍然没有答案，但我想我可以选择不进入这个废墟，像一只鲸鱼那样活。
岑：
我读到最后那句“像一只鲸鱼那样活”，突然觉得它和我们前几天谈“自我重构”是同一个问题。
那天你说，如果一个人只是感受到痛苦，然后判断“这是痛苦，我要规避它”，却没有能力进一步看见自己为什么痛苦、这份痛苦内部有哪些复杂的东西，他就很难真正重构自己。
我当时补了一句：觉察是重构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我觉得，“解构”和“觉察”可能也有类似的关系。
解构能够让人看见：
这个叙事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权力关系藏在哪里。
这个欲望是不是被制造出来的。
这个所谓“自我”是不是一种建构。
这套电影语言又用了什么机制让我们相信它。
这些看见当然重要。
但如果最后只停留在“原来如此”，它和一个人知道“原来我的恐惧来自这里”却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并没有本质区别。识破不是改变。
甚至识破很容易制造一种假的完成感：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好像已经超越它了。
可真正困难的部分永远发生在后面。知道自我是建构的，然后呢？
知道爱情里有投射，然后呢？
知道电影在操纵观众，然后呢？
知道所谓真诚也可能是一种姿态，然后呢？
知道世界没有天然意义，然后呢？最后还是要重新做一次选择。
还要爱一个具体的人。
还要拍一个镜头。
还要相信一句台词。
还要决定今天怎么过。
还要在明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被进一步拆解的情况下，暂时停止拆解，让什么东西成立一次。所以我现在觉得，废墟之上未必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宏大理论。
“重构”甚至未必是一种思想工作。
它可能首先是一种行动。
在知道一切都可以被解释以后，仍然允许某些东西不经过解释就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你的鲸鱼。
鲸鱼当然也可以被分析。
它可以成为生态系统，可以成为性别隐喻，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符号，可以进入精神分析，也可以被切割成无数个准确的知识对象。
这些解释不一定错。
但在所有解释之前，它曾经是一只活着的鲸鱼。
它游过很远的海。
它吃东西，呼吸，迁徙，受伤，和其他鲸相遇。
它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谁的理论材料。所以“像一只鲸鱼那样活”，在我这里不是拒绝思考，也不是反智。
恰恰是：
我知道自己终究会被解释，我甚至也会不断解释自己。
但在解释之前，我想先把这一生实际地活出来。或许这就是你问“解构以后还剩什么”时，一个暂时的答案。
不是重新找到一个永远不会倒塌的结构。
而是在知道结构都会倒塌之后，仍然愿意搭一个东西，住进去一阵子。
然后继续活。
Antoine：
看了你的说法，想再补充一个私人小话题，因为我还真是挺感兴趣，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之后，你觉得会是什么主义呢？岑：
如果真的从艺术史角度问，我会先给你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答案：
后现代主义之后，可能不会再有一个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那样统摄整个时代的“主义”。这本身可能就是后现代留下的后果之一。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全球化、不同地域的艺术史、媒介技术、身份政治、网络文化同时展开，很难再由巴黎、纽约或者某一种美学原则替全世界命名。因此一些艺术史家后来干脆用 contemporaneity（同时代性/当代性） 来描述这种状况：不是大家进入同一个新的阶段，而是彼此矛盾的时间、文化、媒介和历史同时存在。Terry Smith 的理论就是这条路。
但如果你一定让我在现有的“主义”里选一个，我觉得最接近你刚刚问的问题的，是 Metamodernism，元现代主义。
它特别有意思，因为 Vermeulen 和 van den Akker 2010 年提出它时，出发点几乎就是：
后现代的解构、拼贴、戏仿已经不足以描述正在发生的东西了。
他们观察到一些艺术重新开始靠近“重构、神话、伦理、希望”，但又不可能真的退回现代主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宏大叙事会失败，知道真诚可能是一种表演，知道身份是建构的，知道作品可以被无数方式拆解。于是他们把新的状态描述成一种在现代主义的热情与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之间不断摆动的状态。这里的“摆动”非常重要。
不是：
现代主义：我相信。
后现代主义：你相信的东西都是假的。
元现代主义：哦，那我们重新相信吧。而更像：
我知道它可能是假的，但我还是决定暂时相信。我觉得这已经非常接近你最近写的很多东西了。
“假的东西，也可以陪一个人度过真的时间。”
“我知道结构都会倒塌，但还是搭一个东西住进去一阵子。”
“我接受终点必是虚无，但此刻还不是终点。”
这些其实都有一种很典型的 metamodern 感觉：不是恢复天真，而是在失去天真以后，仍然允许自己重新真诚。这和“新真诚 New Sincerity”也有亲缘关系，但元现代主义范围更大。它并不要求你抛弃反讽，而是允许真诚与反讽、希望与怀疑、建构与解构同时存在。
另一个曾经非常认真竞争“后现代之后叫什么”的概念，是 Nicolas Bourriaud 在 2009 年 Tate Triennial 提出的 Altermodern（另现代主义/异现代主义）。他的重点不太一样：他认为全球化、迁徙、文化翻译、网络和跨媒介生产已经改变了现代性的结构，艺术家越来越像在不同时间、空间、文化之间旅行和翻译的人。
所以如果粗略地说：
Altermodern 更关心的是——全球化之后，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现代性。
Metamodernism 更关心的是——解构之后，我们如何重新相信、行动和建构。
后者明显更接近你今天问的问题。但我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真正“后后现代”的东西，不会是反对解构。
因为解构已经回不去了。你不可能突然忘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不可能重新假装作者就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也不可能重新相信某个绝对中心。真正的变化应该是：
把解构从终点降级成一种能力。我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被拆。
我知道我的爱情里面有投射。
我知道我的身份是建构的。
我知道电影在操纵观众。
我知道所谓“原创”由无数借来的材料组成。
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足的主体。
——然后呢？
然后我仍然去爱。
仍然拍电影。
仍然建立关系。
仍然说“这是我的作品”。
仍然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解构不再享有最后解释权。
它只是告诉我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却不能因此证明我不应该住进去。所以如果不考虑艺术史上已经存在的术语，让我自己给它起一个很不严谨的名字，我可能会叫它：
“暂时建构主义”。不是因为它真的应该成为一个新流派，而是我觉得它描述了一种很可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知道没有永恒结构。
我也知道所有意义都可能被进一步拆解。
但我仍然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暂时的东西，并且在它存在的时候认真对待它。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你那句“像一只鲸鱼那样活”其实比“后现代之后是什么主义”更有意思。
后现代会告诉鲸鱼：
你不是“鲸鱼”这么简单，你是符号，是权力，是资本，是性别，是生态，是凝视对象。下一步不是证明这些分析都错。
而是说：
都对。可是鲸鱼还在游。我觉得那个“还在游”，很可能就是后现代之后真正值得研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