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前，和朋友 YF 聊天到末尾，她说了一句话：“安脱娃，虽然世界在改变，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拍下去。”
我和 YF 结识于 2018 年上半年。彼时我去台湾政大广播电视学系交换，在半年里和新认识的朋友凑了一个剧组，完成了一部剧情短片。YF 是当时的摄影，我则是编剧、执行制片，后来也兼了剪辑的工作。
几个月的前置期、半个月的拍摄期、一个月的后期，最终影片顺利在影展放映完毕。那天，剧组的所有人在政大后山抽烟，我送走自己的朋友，然后跟 YF 说：“再过一年我拍毕业作品的时候，会问问看你要不要来掌机。”
这算是一个约定吧。
后来七月份我回到广州，被一个影视工作室拉去跟一部网络电影的剧组。当时抱着实习的心态去做这件事，也想趁此机会看看国内影视行业的状况。因为这部片刚好设定空间在台北，前期借助自己在台湾认识的朋友和资源，我帮忙征集了台湾部分的演员，也联系了前期勘景的制片助理。这样“做好做满”的同时，其实自己内心是比较失落的。接触到的所有关于这部网大的创作面，都完全让我产生了“这个剧本、这个概念，真的不是小学生想出来的东西吗”的想法。
但没办法，这样就是能挣钱，行业就是这么流氓。
那段时间，一部国产电影刷爆了舆论，叫《我不是药神》。我自己平日喜欢发些短评，在朋友圈提到，这部影片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是一部题材制胜的电影，所以真的很值得商榷它的价值所在，至少从个人对电影的理解出发，这部影片从纯粹的视听层面只是一个标准的工业产品，在美学价值上甚至是平庸无奇的作品。而舆论对待这部影片的态度，只能说明目前我们看待电影的视角和态度，都还停留在公益广告的阶段。
很有意思的是，那部网络电影的导演看到我这样的评价，直接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
于是我把制片和导演助理的工作跟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交接了一下，就主动退出了这部影片的制作。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对网络剧产业零星的期待，只剩下反感。
九月份，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思考了一下未来自己的位置，决定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拖来拖去一直到十月份才开始准备，一边看书，一边也要准备自己的毕业作品。
就这样到了十二月底，在北京考完研究生初试。我立刻回到广州写剧本，春节前剧本修改完毕，拉人建组。而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大年初十，剧组人员就全部集合在广州，进行了两个星期左右的前期准备。
三月一号，终于开机。与此同时，我得知了自己进入研究生复试的消息。
三月六号，拍摄完毕。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粗剪完成之后，我送走了回台北的 YF，自己则出发去北电参加复试。
北电导演系复试的强度非常大，现场领题目，限时三小时拍摄一部 2~3 分钟的短片，紧接着三个小时的后期剪辑，第二天带着这部短片放映，并回答导师的提问。
与我同组的有七个人，我们都能看到彼此的影片，也都针对彼此的影片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大家公认拍得最好和拍得最差的，意见都比较一致。
后话是，最后我们那组录取了五个人，没有我。
这样说或许会显得自己很狭隘，但其实自己想说的是：电影这么主观的一个东西被拿去评判，它的标准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到最后，某种程度上的“其他因素”，反而成为了标准本身。
得知结果后，我并没有很失落，只是更加明白——自己想要拍的东西，只会越来越难实现而已。
当下自己并没有太长远的计划，抱着“把眼前事做好，其他顺其自然”的心态。如今，我正在把毕业作品的后期慢慢打磨，也联系了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意大利电子音乐人来为影片做配乐。至少从现阶段来看，自己还是很满意这部作品的，我也计划把它投递到一些电影节。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YF 在台湾拿到了公视的剧情短片投资，即将在今年九月份开机。
这个片的剧本，去年在准备考研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过。当时 YF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但我从剧本里看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一直边讨论边鼓励她：“我觉得你没问题。”后来，YF 真的成为了这个项目中唯一被挑选上的本科学生。
YF 邀请我担任这部影片的剪辑。今年一月份她告诉我，这部片的剪辑指导将会是去年刚刚拿了金马奖最佳剪辑的雷震卿老师。所以我非常期待九月份去台湾的这次拍摄，我会同时做现场剪辑和后期剪辑的工作，需要在每天拍摄完成后，立刻出一份顺剪给剧组人员看，即时调整问题或安排补拍。在后续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需要带着新一版的剪辑，去和雷震卿老师及公视的项目人员讨论。
目前初步的时间安排如此，关于影片的后期宣发，已确定会在公视电视台播放，因此也会参与金钟奖的奖项评选。
所以，一周前，当我跟 YF 讨论着我的毕业作品、以及她那部即将开拍的影片时，聊到末了，她才对我说：
“安脱娃，虽然世界在改变，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拍下去。”
我想了想，用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那句台词回答了她：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